武有霍元甲，文有李叔同。

昔有马三立，今有郭德纲。

您要是从北京乘城际铁路来到天津，刚到天津站，本地出租车师傅就跟霍元甲的迷踪拳一样能给你晃花了眼。当然，我说的是玩笑话。自打我说了这话以后，天津站出租车一颠蹬就蹦字的毛病就给“整顿”好啦！

好吧，欢迎来到天津，Tientsin，天津卫。

历史一度使“天子脚下”的天津卫成为中国北方最西化的城市，海天富艳，风云际会。历史既曾使天津衰亡，如今又使其复活。

这里有张爱玲儿时嬉戏的法国花园，这里有一代文豪梁启超的饮冰室，这里诞生过名扬天下的大公报，这里有闻名遐迩的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和南开中学，这里有一代女侠吕碧城、施剑翘的天津传奇……

天津人的性格也像天津一样难以一言以概之。九河下梢，五方杂处，河海交汇，南北交融，新旧交织，中西杂烩，古今兼容，是历史留给这座城市的财富和特质。随处可见的小洋楼、老教堂以及承载其中的日常生活，是一代又一代天津人关于这座城市的浮华梦忆。

·一·

即使没有天津，天津也会为了北京而被创造出来。

从城市发生学的角度审视，天津一如其名“天子之津”的本义，就是北京的一个渡口、津梁、通道、门房乃至过客。按照足球术语理解，天津卫就是给北京城“把大门的”，以致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疑惑天津盛产足球守门员跟这个到底有嘛关系？按照棒球术语解释，天津就是北京的牺牲打，必要时刻要靠牺牲自己让北京进垒，甚至故意让对方杀掉自己。近代以来这座城市血与火的战争记忆，几乎诠释了天津卫的“一垒”命运。

到了近代，天津与北京的关系又多了一些新的属性，由传统的从属关系多了互补的身份。北京不方便办的事儿，可以拿到天津来办。天津一跃由北京的“小伙计”成了北京的“合伙人”，分流了首都的部分功能，形成了双子城市的历史格局：北京主内，天津主外；北京是文化中心，天津是经济中心……

英国著名作家福斯特的小说《印度之行》的英文名称为“A Passage to India”。而在西方殖民者的眼中，天津就是通往北京的“Passage”。在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条“A Passage to Tsintien”(近代天津的英文名称不是现在的Tianjin，而是Tientsin)，这才是近代天津的历史命运。早在19 世纪中叶，在英国人的游记中即鲜明地勾勒出天津的这个特质：“只要你安全到达天津，你就会立即问北京离这里还有多远，你又该怎样到达那里？”

从北京过来的观光客经常会对天津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天津与北京相距不过二百里之遥，为何从语言到街区差别如此之大？其实，京津之别，远不止多了一个“G”的尾音。虽然历史上的天津一直以北京为“G点”，终究这是两个“G点”完全不同的城市。

如今，北京和天津之间，每日往返城际列车一百多趟，单程只需30分钟。而在一百年前，往返京津的二百多里路途，往往意味着命运的折转。

近代以来的几乎每次战争，都是先打下天津而后再占领北京的，天津成了北京的海防前线、桥头堡和垫背的。而在进入近代的初期，天津之所以得以迅速在城市化的道路上领跑，就是因为北京把天津作为了改革的试验基地，一如后来的深圳以及上海，一如现在的天津滨海新区。到了**年间，天津成了清代遗老和北洋大佬进退北京的栖息地与避难所。

很多地方的人都可以说：天高皇帝远。天津人不可以，天津从来就是天子脚下，放个屁北京都能听见。虽然一般天津人说话嗓门特大，但那是为了让街坊四邻知道“二他爸爸”钓到咸带鱼了。历代治津者，素以谨小慎微、低调内敛、不事声张著称。早在2004年，前任市委**张立昌在接受国外媒体采访时称：“在天津采访，我希望你们多提关于天津的问题。但无论是我本人，还是天津，都只注重做事，不善宣扬自己，不擅长包装。”

1949年以后的三十年间，北京、天津的行政区域不断扩张，原有的直隶一分为三，北京、天津、河北省划地为疆(从1958年至1967年天津市更是划归河北省，直辖市改为省辖市)，打破了历史上一体化的“畿辅”，原有的“京畿”关系被人为地切割，从而否定了天津作为北方经济中心的历史地位。两个人口超过1000万距离仅100公里的超大城市，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制造了北京与天津及周边地区诸多的“紧张”关系，肉都烂在北京的锅里，在城市定位、资源配置、人员流动等诸多方面矛盾丛生，冲突不断。

天津是美国门口的墨西哥。有人说，天津人好面子，大有一种“牙掉了咽肚子里，胳膊折了存袖口里”的烈士心理，就是再困难也决不说出来，只能忍辱负重、不事声张。是啊，您怎么好意思说呢，我们可是堂堂的天津人，四大直辖市之一。只有我们帮别人，怎么能沦落到要别人来可怜我们呢？

虽然一般的天津市民瞧不起北京人，但在骨子里往往又表现出“媚京”的倾向。前些日子，被本地人俗称为“三宫”的地儿，本来只是江西督军李纯的一座家祠，非得挂上个“天津小故宫”、“津门庄王府”的标签，被本地一些民间学者愤怒地戏谑为“装王府”。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北京是正面，天津是侧面甚至是反面。北京是主流，天津是非主流。虽然长期处在天子脚下，“灯下黑”，但是天津人对北京人素来不服气。在足球场上，京津德比每一次都在场上踢得“你死我活”，两边的球迷更是在场下拉开了“撂跤”的架势，血脉贲张，义愤填膺，就跟遇到了八百年不见的仇人似的，京骂、津骂如滔滔之海河水，全不顾两边都是喜欢郭德纲的主顾。虽然贵为北京的“门房”与“后院”，虽然城际铁路拉近了两个城市间的距离，虽然很多人过上了双城生活，但两地不仅方言差别极大，城市气质等诸多方面也往往势同水火，“京味儿”串不了“津味儿”，北京“同化”不了天津。
·二·

天津的马路不似北京的街道，横平竖直方位明显。在天津，转了几次弯后，一般人就找不着北了。在天津打听个地方，老天津人会告诉你在上边或下边，或者左边和右边。

据悉，某年**在天津考察，向随行问起“上边”和“下边”的情况，几位出身外地的领导一时不知所云。其实，这是老天津卫习惯的叫法。由于老城修建在前，租界开发在后，在地势上老城高而租界低，俗称老城这边为“上边”，租界那边为“下边”。

如果说北京的道路是横平竖直的话，天津的道路则是横竖撇捺。“上边”的格局横平竖直，而超过旧城面积8倍以上的“下边”却是迷宫一般的“撇捺”结构。在“下边”，各国租界沿海河布局，随曲就弯，租界道路多为不规则的棋盘式及直角交叉式之混合，各自为政，互不衔接，铺陈出迷宫一般的街区格局。在旧租界区的单行路穿行时，出租大哥会告诉你一个简单的辨别方法：平行于海河的为路，垂直于海河的为道。

直到如今，天津中心城区的城市格局与近代相比并没有什么太大突破，不过是扩大了外围面积而已。肇始于李鸿章、袁世凯北洋新政时期的河北新区只留下了一些劫后余生的建筑与旧明信片中的风俗背影，梁思成曾经设想的林荫大道一直没有能够在海河两岸实现，日本人曾经构想在市区以东建设300平方公里“新市区”的计划还没来得实施就退出了天津。

“上边”和“下边”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城市。“上边”多为规规矩矩的四合院、三合院，“下边”多为形态各异的小洋楼；“上边”流行青砖，“下边”流行清水红砖；“上边”的人们多讲天津话，人们习惯去的是老南市的茶馆、戏园子、二荤馆；“下边”有很多教会学校，那里的人们以讲国语为尚，人们习惯去的地方是俱乐部、教堂、咖啡馆、西餐厅、电影院。不说风马牛不相及吧，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华洋两界也是很少往来，形成了这个城市独特的二元结构。

相比起北京的传统厚重，天津显得“轻”与浮华；而相比起上海的浮华与“轻”，天津又显得“薄”与守旧。在这样一个混搭的城市里，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草根与贵族，混混儿与洋买办，三不管与小白楼，不同区域、阶层、文化乃至阶级间的“较量”往往表现得特别复杂而暧昧。

穿越在天津的旧租界城区，经常会产生时空错乱的感觉，仿佛置身一部**电影的布景之中。

在经过一个历史的轮回后，在天津重新“国际化”的过程中，在这个城市由殖民色彩的暧昧不清到身份构建的进行时，那些在其他历史文化名城业已消失殆尽的历史街区，正处于“复活”、“复建”、“激活”的建设高峰期。

原市委、市政府所在地“五大院”已基本改造完毕。细心的网友发现，新提升改造的维多利亚花园(今解放北园)石狮子底座和亭子的老条石、石台踪影全无。

现在，走在百年前的租界老街上，那些陈旧的老房子似乎永远沉默着，任由周边的游客对其指指点点。苍茫的暮色中，那些泛黄的建筑立面和泛红的灯光为这里皴染上了一层**和颓废的影调。下班的车流、人流在街头涌动，坏天气把人们往家里赶，让他们匆忙得像一些过客的影子，这是又老又破可依旧精美精致的老房子做梦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