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文化与大数据 离婚吧

迷途

人们对文化明目张胆地“三观不正确”，大约是从2005年前后开始的。具体的例子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作家富豪榜”被炮制出炉。在作家里选“富豪”，表面上看，是数据为王的“大趋势”所催生，骨子里还是对财富的膜拜作祟—掉钱眼儿里了。

一个人要赤贫和饥渴到什么程度，才会去往精神的田园里榨取物质财富？估计社会学家还没来得及调查明白。但现在，显然许多人都在这么做。尤其是穷于应付销量与选题的媒体人。不过话说回来，各行各业都在讲绩效、追求数据，媒体显然也不能例外。所以，无论“出台”还是“出柜”，反正大家的意识走出来了，良知的轨道被企业年轻人式的盲动热情取代，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

对电影票房的膜拜，是文化与大数据的一种“结合”。票房本身不过是观众买票进场的一个总体统计，至于散场之后观众是笑着哭着出来，还是骂着出来，照例是不负责表现的。而这被拒绝表现的内容，在绝大多数时候，恰恰是一部电影质量好坏的直观反映。可现在，谁在意过这些？当然也就更没有多少专业之外的人谈到：到2013年底，中国的电影银幕总数是17600块，2009年才4723块。也就是说，仅仅时隔四年，当初票房五千万的电影，理论上在今天已可以直接卖到两个亿。倘按这个速度逆推，恐怕2012年创下国产片纪录的《泰囧》和《十二生肖》，远远赶不上当年《闪闪的红星》、《少林寺》，《泰坦尼克号》和《阿凡达》，也未见得就能卖过《虎口脱险》、《追捕》和《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如果没有缜密的推演和能穿越时代局限的视域，只在意眼前的数据，恐怕很难摆脱虚荣心的意淫，与无知者的自欺欺人。

与电影上座率相类似的，是电视节目的收视率。内地公布的收视率调查，准确性大多受到争议。商务统计调查公司是上世纪90年代才在内地出现的新事物，它们在内地电视业的使用，大约在2000年以后才开始普及。起步年头太近，调查手法未见得完全成熟。而伴随着2004年以后选秀节目全面登陆电视，收视率的可疑，已经被人们对选秀投票公司的反感所取代。所有以数据评判选手成败的节目，最后肯定会在数据真伪上遭遇生存的挑战，更不要问选秀类节目在专业上的含金量了。

每到年底、年初，大家都会把媒体上公布的“世界人均年读书册数”统计拿出来说事。好像近些年中国人的读书量都是最少的。考虑到我们的图书出版业，近些年已经是彻底根据作者的销售业绩、微博粉丝量以及同类书销售对比来决定项目的取舍，我对人们读书少倒不是特别担心。文化、知识的魅力，从来在于揭示未知，以数据定一本书问世的命运，其结果必然是贩卖经验主义的大杂烩。当思想和内涵，退位于资料数量的集纳，人们精神遭遇尴尬的时刻来临了。
大数据在别的领域是可行的，唯独不适合于发展文化。甚至那种动辄把文化打造成产业的宣传，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科学的：一是文化的根本性价值，在于维系一个社会精神层面的平衡与推进；二是文化中的不同分支，属性差异极大，不能强行将其全部导入市场化思维。还是让它和大数据离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