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不是万能的

阿帕奇

“大数据”作为决策的量化手段，遵循人文精神是更为重要的前提

　　“大数据”不是万能的

　　自2011年，西方有关“大数据”（big data）的理论像旋风一样席卷知识界。大数据正在成为一股热潮，不仅是IT业的技术革新，也在不断冲击政治、商业、社会和其他科技诸多领域。对其模式的思考，以及如何应用它，已成为新一轮技术变革的最强音。但是，大数据技术也有两面性。

　　大数据是巨量资料、浩瀚信息的另种称呼，实际是上世纪80年代末盛行一时的信息爆炸的同义语。从积极方面说，大数据确实已成为数据王国的主线，是下一步信息研究的主要对象。大众媒体、社交媒体和各个经济和社会领域如何使用大数据，正确评估大数据的商业价值，建立大数据的新兴产业，培育大数据的专业人员，将极大推动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加里·金说：“这是一场革命，庞大的数据资源使得各个领域开始了量化进程，无论学术界、商界还是政府，所有领域都将开始这种进程。”

　　虚拟世界有取之不尽的资源，数据可以转化为资产和财富。每天各种机构、每个人和大量传媒发散的图片、文档、视频和言论杂乱无章、周而复始，人类早已无法掌控。而这些信息正是人类活动的真实记录，大量来自人类的心理层面和社会组织的内幕，通过大数据分析，人类完全有可能认识复杂、隐秘的社会和自然现象，使科学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过去的不可知领域可能将被人类彻底解开谜底。

　　从消极方面看，大数据技术不是万能的，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它只是决策的一种量化手段。正确认识事物的是非和利害，遵循人文精神是更为重要的前提。缺少这个前提，大数据不仅毫无用处，而且能为谬论寻求支持的数据。有的文章说：“大数据的时代其实是弘扬理性精神的时代……美国在这方面就做得好很多，美国政府在各个领域都用数据分析，用数据决策，用数据创新。”美国确实重视数据，研究社会问题都搞民意测验或其他实证调查，已有80多年的传统。但2008年金融危机已过去5年，它的各种经济决策没有使其走出困境；它的情报部门搜集的许多数据都是虚假的（例如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供虚假情报等）。尽管有大量脑库提供佐证与数据，美国历届政府都有重大失误。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所预测美国大选，每次通常搜集、分析十多万个数据，但多次预测出现错误。大数据本身不完全等于理性，决策基于数据分析而并非基于经验和直觉，是一种理性的表现，但更大的理性是人文法则。即重视人民的普遍要求，维护各民族的尊严和文化，尊重人的自由、平等和权利。不尊重其他民族的历史和风俗，奉行种族歧视，只知道本国利益而不考虑他国利益，在某些国际事务中实行双重标准，让美国政府在内政外交中屡屡受挫，给一些国家的老百姓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例如多次对外战争滥杀平民）。

　　遵循社会（国际）公德、人道主义、公正与正义、平等互利等友善原则，是分析数据的指导性准则。数据是有类别的，它真实与否，对全社会是否有利，哪种意见是绝大多数人拥护、赞成的，赞成的人是哪个阶层等等，数据本身还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对社会问题提取大数据，主要了解绝大多数人的意见，依据人民是否满意做出结论，但大数据与人民的数量绝非完全等同。新闻传媒反映主流舆论，做出正确而精准的报道，仅仅依赖数据还远远不够。

　　互联网、大众传媒和社交媒体每天提供的巨量信息有大量冗余、虚假和有害的内容，其中侵犯他人隐私权、生存权和精神健康权的信息与图像大肆泛滥，“价值密度较低”。人类不但不能把大数据一股脑地当作宝库，而且要冷静审视数据的两面性，抛弃有害和无用的信息，使数据分析立于价值和法律层面，避免浪费专业人员的时间和精力。

　　机器储存和分析难以囊括几十亿兆数据，即使储存了这些数据，专业人员也无法全部调阅，删除和忘掉无价值的、不相关的信息是处理大数据的重要原则。正如迈尔恩伯格在《删除：数字时代遗忘的美德》一书中所说，数字技术和全球网络压倒一切，使我们忘记自己的自然能力，我们必须重新恢复忘记。人类应采取的措施是“数字化节制、保护信息隐私权、建设数字隐私权基础设施、调整人类的现有认知、打造良性的信息生态、完全语境化”。“大数据的取舍之道，就是把有意义的留下来，把无意义的去掉。只有理解了在大数据中，需要的是什么，以及如何判断这种需要，才能举一反三地明白到底为什么要去掉那些不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