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学科与人文底蕴（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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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学科与人文底蕴（转） 交叉学科与人文底蕴 朱苏力 教授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 y* x; L+ o/ H9 x % m& _) s: K0 Y* P/ G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交叉学科与人文底蕴》。为什么讲这个呢？这个也是有所针对的，特别是在南京师范大学刚刚度过了一百周年的这个时刻，今天上午许多人都在赞美南京师范大学的光辉历史，一百年来有许多杰出的学者，而且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会感觉到好像我们这代人不行，经常会感觉到前代学者了不起，感觉到他们博古通今，似乎好像会感觉到我们的学问比较差，是因为我们缺少了一些人文底蕴。 当然，我今天想讲的一个我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在法学的研究中是应当强调什么东西？我自己的基本观点就是说，在我们的法学研究中是应当更多地向社会科学靠拢，向科学靠拢，而不是要更多地继承所谓的人文传统或人文的精神，不是要学习更多的历史、哲学或者具有更多的文采。当然我这样说是不是好像对我们的传统有什么不满呢？不是！如果读过我的书，我想大家大概都知道，我还是比较喜欢人文的。只不过是在我的研究过程当中，以及我在下面要讲的在我的思考过程当中经过对一系列的问题的思考，我觉得我们过多的强调人文精神，实质上是不利于中国的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不利于法学的发展。 首先，我们讲一讲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从世界的范围来看，法学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最典型的是从1973年以后，法律经济学的发展，至少在美国以及在欧洲的许多的国家，法律经济学成了一个最主导的学科，对法学有一个全面的影响，对法律实践也有一个全面的影响，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许许多多的其它社会科学，比如说：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等等这些学科的研究都在朝这个方向发展，都在考虑使法学更加科学化，强调解说，用自然科学的因果关系来解释法律现象，强调功能主义，强调建立数学模型或者科学研究的模型（理论）来解释法律现象，而不是强调历史、哲学、文学。当然，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也对法学有影响；甚至也有人提出，用文学来补充法学的不足（如在美国就有一个很大的学派叫法学与文学。事实上，我写了一部《法律与文学》，已写了三年，一直还未出版，而最近我也和别人一起翻译了一本书波斯纳法官的《法律与文学》），都强调文学能不能对法学会有所贡献；而且在美国也出现了批判种族理论（也就是种族主义），主要是一些黑人学者或女性学者，强调用更多的人文的东西来研究法律，使法能更加具有人文气质。 在中国社会，实际上这样一种情况也是普遍存在着的：从9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曾经出现过一个讨论叫“人文精神的讨论”。主要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来临之后，中国的学者都失去了人文精神。以及到90年代中期以后，关于经济学家的讨论——经济学是不是要道德，讲不讲道德，经济学应不应当讲道德，以及如何讲道德的问题。其实也是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在法学界其实也有一些不大不小的讨论，主要是说“法律如何信仰”的问题。其实我也参加过这样的讨论：法律如何信仰。许多人都说法律必须被信仰，但是如何信仰呢？信仰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人文的问题。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宗教传统，所以法律就没有人信仰。因此中国的法治（制）很难搞好。以及关于学术批评的标准问题，许多人说，在讨论学术时，要关心人民疾苦，这才是真正的学术。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不关心人民疾苦的学术就是好学术。但是，是否关心人民疾苦的学术就是好学术呢？以及我们还有其它许许多多的讨论都是关于人文问题的讨论。因此这些问题都说明人文的东西其实是很重要的。像南师大，像北大，这样的学校都是有比较浓的人文传统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面对怎样对待人文传统，如何研究人文传统，如何使他成为我们发展的一个动力，而不是成为我们身上的一个包袱这样一系列的问题。许多同学可能看过一些文章、著作，觉得这个文章很不错，也有人说我的文章写得比较好，说朱苏力很有文采。其实说你很有文采，很了解历史，或者你的哲学很好，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我等一下会讲，问题并不在这儿。 . {" z' Q* E4 @- ?5 |所以我认为要主张，要发扬社会科学的精神，要主张交叉学科研究，但主要我是要批评一下，反思一下，人文底蕴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研究一下，什么是人文底蕴？人文底蕴这是不是说对文史哲有所了解，或者说对文史哲有非常深厚的了解。有很多老师都会对你们讲，你们的知识不够，应加强对中国人文的了解，对中国的传统要有很多了解，很多老师都会讲，你们学术上比较弱，是因为你们对人文的了解不够。对人文的了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那么文化又是哪些东西？是不是写写诗，画个画，弹弹琴？或者是象杜牧那样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呢。那是什么东西？说穿了就是嫖妓，是学术腐败，但你们可以说他是人文情趣。 对人文底蕴我们要抱有一种高度的敏感，我这人讲话是比较犀利的，我们要把许许多多看上去比较美丽的东西，撕开他的面目看看他到底是什么东西。“十年一晃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所有的妓女都觉得像这个男子太没有感情，如果今天的学者、诗人都变成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将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所以，有些东西是不能学的。当然我并不否认杜牧是一个很著名诗人，而且我也很钦佩他，很喜欢他的诗，但这并不是一回事。是不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对这个人文传统我们就应该去继承他呢？ 而且就算人文底蕴是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有深刻的了解，难道对西方的文化就不需要了解吗？是不是也包括对西方古典的一些了解。也许会说中国文化中有许多陈旧的、陈腐的东西，我们应当更多的了解西方的文化。可是，了解西方的文化就一定能解决问题吗？那我们了解苏格拉底，了解柏拉图，我们可能是反民主的（当然，我不是说民主就一定是好的，但反民主也并不一定是好的）。苏格拉底就是因为反民主而被民主政权处死的；柏拉图是反民主的；亚里士多德是反民主的，是主张男女不平等的，认为女性不是人，奴隶不是人。那么，我们对西方古典传统是学习这些东西吗？当然，有人会说，你说的这些都是陈旧的，我们要学习他好的东西。那什么东西都应当是学习好的东西，这就等于说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说。对西方古典的东西的了解，是不是应当包括中世纪的神学呢？中世纪神学那也是西方的古典，也是西方的文明，也是西方的人文传统。我们知道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人的很多作品是关于宗教的；我们也知道知道哥白尼搞“日心说”，他是为了要献给上帝，献给宗教，献给教皇，他认为原先的拖勒密的学说是不行的，其学说不能完全的解释地球、宇宙的运作，因此他认为上帝必然创造一个更加完美的世界，因此主张要重新解释这个世界，于是他创造了“日心说”。那我们对西方古典的了解是不是应当包括神学呢？ 可能有人要说我说的还不是人文底蕴。人文底蕴是要有一点终极关怀，在我们的法学界，以及在一些什么别的学界，都在说终极关怀，要有一种价值判断。什么是终极关怀呢？我们说终极关怀，就是说每个人都会死，每个人都有一种死亡的恐惧，或者是关于人类的某种社会理想、关注。可是理想并不一定都是好的，难道希特勒就没有理想吗？希特勒的理想就是亚利安人要战胜其它的人，他认为他的亚利安人是优等民族，是他的关于人类的理想；美国的许多白人认为应当保存奴隶制，他们以为美国的宪法中仍然有这样的条款：黑人是不能算作人的，这些难道不是他们的理想吗？如果说美国的国父们在建立他们的国家时，他们在撰写美国宪法的时候，他们在其中灌输他们的 “一切人生来是平等的”理想的时候，他们的“人”实际上是不包括黑人的。那这是不是理想呢？也是理想！他们的理想并不一定代表我们今天的理想，他们的理想并不因为他们忠实的追求着，就意味着这个理想是值得赞美的，值得追求的。 , K: S) s* k+ Q7 U, `或者，我们再退一步，所谓人文精神就是说你要做一个好人，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道德*守。那么这一点上，等于没有说什么东西，我们只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好人，不要去伤害别人，我们将来做律师要成为一个好律师，做法官要成为一个好法官。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时代我们会有这么多人关心人文精神（或者人文底蕴）这个东西呢？ & W3 N( A. R' a, ~5 l- D$ k我们知道，任何一个题目在一个时代被提出来的时候都不是偶然的，并不是说我拍拍脑子就出来的。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不说社会科学中的科学精神？为什么要说人文底蕴？因此一个问题被提出来，实际上代表着一个社会的多多少少会有些什么东西，有些什么关切。也就是说一个问题的被提出来，他总是会有一定的社会背景。象我们这个时代，大家会去思考上帝究竟如何存在吗？不大会。只有在中世纪，才有可能会存在，而我们今天我们会追溯我们的老祖宗到很远吗？这只有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才会发生；今天还有谁会把自己的的家谱搬出来说 “我的祖上从哪儿来”，我想在座的同学基本上是没有了。中国社会中也许少会有人说：“我的老祖上是孔圣人”，“我的老祖上是北方人”，但是谁也不会去请家谱。今天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古代人会强调家谱？这实际上是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每个问题被提出来都与文化，都与这个社会特定时期人们的一种感受相联系的。我们用比较学术的话语来说就是：社会构建，是针对一定的社会问题提出来的。这样，讨论的问题，才有目的、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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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说社会科学研究中强调人文底蕴，强调交叉学科研究中的人文底蕴这样一个题目的社会背景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好像是在许多人认为我们这一代学者不如我们的前一代学者，不如30年代、40年代的学者。大家在座的可能也认为，胡适、鲁迅、郭沫若，这些学者，或者说陈寅格、费孝通，象这些学者都很有学问，等一下我们会把这些东西都列给大家看，看看他们是不是就比我们高，比我们了不起。就是说，好多人认为我们今天的社会科学好像发展不够，我也确实认为我们的社会科学发展不够，但许多人认为我们社会科学发展不够是因为当代这些学者，由于文化大革命，由于近代以来新文化运动，以及其他激烈的社会变动，使我们失去了许多的传统：我们不懂四书五经，不懂二十四史（在座的恐怕没有人把《二十四史》通读一遍的），因此有人说，如果要把我们的社会科学推向前进，能够对人类有所贡献的话，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的所有传统文化拾起来。而且我常常会被别人误解这样。因为我说过什么“法治的本土资源”，许多人就说，朱苏力是不是要这样啊？其实我不是要这样，你今天听我的讲座也可以听出来。 或者有人说，最好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因此要加强对理科学生的人文素质的培养，文科学生也要加强人文素质的培养。北大等许多学校都办了这种实验班。加强所谓传统文史哲的训练。有这样的一个培训，我当然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你身在一个现代的多样 化的社会，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就掌握真理。因此，社会应当允许实验，但是，我总是有所怀疑！我不太相信，中国的传统的人文底蕴也包括西方的所谓人文底蕴（包括柏拉图的传统），在今天会促进社会科学的发展。 4 ]4 [5 [, u) t0 X+ w; _# \其实，我们要看到，这时代已经发生变化了。我等一下要讲，一个时代的发展会对文化有不同的要求。其实正在我们现代化的过程中（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而这些传统的知识正被逐步、逐步地遗忘、抛弃，正是因为那些知识已经不能适应当代的需要，对当代来说，更多的是需要科学的精神，我不是说科学主义，我是说需要一种科学的精神，需要一种勇于创新的精神。这也就是中央现在提出的一个基本国策——科教兴国，要鼓励创新。因为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农业社会的民族，他不大喜爱创新，而今天是很需要创新的，当然创新是很不容易的。大家不要以为，我拍拍脑袋想一想，“唉，你不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嘛，那我创新一下，就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法制经济”。这是不行的，专跟别人唱反调这是不行的。要深思熟虑，要独自进行研究，要善于把别人说不出的话放到经验中不断地去验证。因此下面我就会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4 Y' T. C2 ^* A5 R比如有人说我们需要文史哲的知识，确实，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哪怕做一名普通的学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们肯定需要文史哲的知识，不但需要对中国了解，也需要对国外的了解。我们需要对历史基本的理解，要有哲学的头脑，也需要在文字上有一点文采。我们社会科学研究也要遵守基本的职业道德，我们要关心社会问题。但是这个是不是有助于我们对社会科学进行研究呢？这两个问题是不一样的！我们提倡每个人都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史哲的知识，包括中国的和国外的，但具备了这个东西并不一定就能够促进社会科学的研究，这两者之间是没有必然的一个关系的。 任何好的社会科学研究、好的法学家，是必须要具备这种人文知识，因为不懂历史的人，就肯定要重复历史，历史会给我们经验、教训，毛泽东同志曾经讲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今天许多的事情，好像是新鲜的事物，其实可能就是历史的一个重复，因此我们研究历史就很有意味；我们也要研究哲学，毛泽东也讲过“一个没有哲学意味的人，只能会成为他思想的奴隶，过去习惯的奴隶”，因此有一种哲学的思考，有一点怀疑主义，对自己的过去习惯、流行说法有一种质疑，会促进我们思想的增长；当然也需要一点文采，如果没有文采，你的文字就很难流传广泛。孔子说“质胜文者野”，你的内容超过了你的文采，这文章就显得很粗野，因此孔子说要“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和质要交织在一起，要有一种恰当的比例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但是，这些都是一个人做人，或者做一个学者，做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要求。这并不意味着有了这些东西就可能使我们的社会科学或者法学研究能够更好。大家注意到这一点：我们今天的社会科学发达不发达，并不是由于我们人文学科太薄弱，缺少了人文精神（底蕴）。确实我们的前辈学者有很多人有很强的文史哲的功底，如鲁迅先生，或者我们讲胡适也可以算上一个（但实际上胡适学问并不是那么大，在我看来）。但是，是不是他们的成功、他们的成就是因为他们有很好的文史哲的功底呢？其实不是！在他们的那个时代，（我们不要放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眼光来看），无论是胡适、鲁迅、郭沫若或其它一些学者，他们在当时都是学问不够的人，受许多人的嘲笑，认为这些人都是没读过几本书的人。他们可能读过四书五经，读过二十四史，对历史他我们熟悉的多。但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的学问是小的。当时许多的人嘲笑他们浅薄，没读过什么书，经常读错字的。 其实现实一点看，我们今天周围许多大师级的学者，除了少数人外，绝大多数的他们学问也并不很大。大家想想，我们讲季羡林先生，我们现在已称他为“学术泰斗”，但我们记住他奉献了什么东西呢？当然，他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学者，一辈子用来研究古文字、梵文，是很了不起的学者。但如果你要把他捧得很高很高，说他是文化大师，学术大师，学术泰斗，其实不是的。 我们说前辈有许多经济学家，像厉以宁先生，大家一听觉得很了得。他又作了些什么贡献呢？学术上的贡献？他们对中国的过去经济体制改革，社会改革是有贡献的——很大的贡献，我以为是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在学术上有什么贡献？国外的经济学家绝对不会认为这些人是经济学家的。相比较而言，现在的年轻一代经济学家，他们对学术的贡献要远远超过这些人。比方说，林毅夫、张维迎、周其仁等他们对经济学的贡献在世界经济学界要远远超过厉以宁、萧笮基、吴敬琏等。可能中国人没有几个人这么说话的，但是大家不要认为这些人名字经常在报纸上出现，就是大学者。你想那些话你们能不能说，“开发西部要拉动内需”，江**讲完以后，大家都可以跟着说，你也可以跟着说，只不过你没有机会上电视台去说就是了。 你看电视台上的那些所谓的学者，60、70岁的，70、80岁的那些学者，或者四五十岁的那些学者，什么“北大法学院院长、博士、教授、博导”，一开口讲就是“中国需要开发西部，很重要”大家都说很重要呢，“下岗工人很重要”，大家也都说很重要，但那叫学术贡献吗？谁不能说呢？他们为什么说得有份量呢？因为他有这个名，头衔而已。因此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前辈学者真的比我们强，比我们了不起。是，我承认他们在他们那个时代作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而且对中国社会的发展、经济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各方面都带来过很大贡献。但他们学术上的贡献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大？ 那么，如果真的如朱苏力所说的中国当代的年青学者（中青年学者）实际上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前辈学者。文史哲不敢说，但是在社会科学上肯定是要超过前辈学者的。只有一个学界，那就是费孝通先生所在的社会学中还没有人能超过费先生。但是，为什么会有许多人感到“今不如昔”呢？ 我想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就是我刚才讲的，中国的知识形态从1840年以后（或者更严格地说是从20世纪开始）进入了一个转型时期，这个时期和西方国家曾经历过的那个转型阶段是非常类似的，也就是说之前我们比较重视所谓的人文的知识，但是今后，尤其是进了现代以后，新的学科知识开始形成，现代的以科学为主的知识逐步形成。在中国的古代可能是文史哲，是儒家学说；在西方可能是神学或逻辑、修辞学，这些学说都基本上是被遗忘了；在美国，在欧洲，神学也都是在衰弱。因此，学科的知识在发生变化，以前我们讲究儒家传统，讲究某些话是，而今天不是这样，我们今天追求更多的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知识都是要改造社会、创造财富。在西方也是这种情况，神学衰落了，后来哲学也衰弱了。以至于很多人说哲学已经死亡了。从维特根斯坦之后，宣布了哲学的死亡。许多学者说，在今天说某人是著名的哲学家那是个笑话，因为所有的著名的哲学家都是不著名的。 学科都是在专业化，知识都在专业化。著名，只是在一个圈子里著名，在这个学术传统当中著名。著名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人的主观评价。如果刘院长喜欢我就说我很著名，但如果他反对我，认为我这个人反动透顶，那就会说“臭名昭著”。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著名都有一个主观的评价在里面。我们今天所说的著名哲学家都是些什么人呢？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有几个呢，一个是海德格尔，一个是维特根斯坦，但大家清楚他们说的是什么吗？都知道什么“存在主义”，但“存在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都不太清楚。维特根斯坦他就讲了讲语言，“凡是不可说的都必须保持沉默”，反对语言的图像论，诸如此类。你要看看他的《哲学研究》那本书，一本小册子，很薄的一本书。就是一篇大实话，说“不要想只要看”诸如此类的话，对人家讲“不要想只要看”意味着什么？ 这些都是去世的，我们今天还有当代的比较出名的，罗毕，听说过吗？实用主义哲学的在当代最伟大的代表，。我们知道奎因，你知道吗？边际哲学的代表。大家听说过吗？著名哲学家在当代是一个笑话，除了那几个人知道，其它的人都不知道。 3 ?) y! y, W5 V3 P! Z+ M& j2 ~5 _而且这些学者变成著名的，公认的，为全体社会的人所知道或者社会上有相当的人知道，往往不是因为他的学术，往往因为他做一些不是学者做的事情。比如罗素（在座的知道他的可能不少），他真正的学术贡献是在30年代之前，30年代之后他就老参加政治游行，他是一个“愤青”，一直到他90多岁都是“愤青”。美国侵犯越南，他组织了世界上一些学者要审判美国，支持越南，虽然有社会关怀，但这不是他的学术贡献，是他成为一个学者之后，而又用学者的身份进行这种社会活动。是一种非学术的社会活动。罗素的和平主义和反越战争，他不是作为一个存在主义哲学家，他是作为一个作家（小说作家）和一个左派的社会活动家。 " K+ A1 K8 v5 g4 [! P4 e( z8 v还有现在比较流行的福柯。福柯有名，也就是学界有名，或者他的经历有名，或者是他是一个同性恋。 因此他们著名，并不是因为他们学术上的知名，而更多的是因为他们一些非学术的社会活动。在中国同样如此，大家说起来都说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这些著名学者，其实他们并不著名，要是以学术来看，大家谁会去看胡适的著作，陈独秀的著作？大家可能觉得胡适著名，你看过他的著作吗？你可能知道他的话“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但这就叫学术吗？这不是大实话一句吗？这不能算学术，他对人类的知识上的贡献谈不上！最多是一个“开风气之先”在那个时代他提倡白话文；大家看到胡适的诗的话“一个黄蝴蝶，一会飞上天，一会飞下来”就这样的诗，大家可以去看；他讲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仅仅是一个命题而已，他并没有论证。他所引进的实用主义并没有真正引进，他有详细的论证吗？象詹姆士杜威，皮尔斯这样一些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家那样，真正把实用主义哲学真正地加以详细论述吗？甚至，在这个定义上，国外认为20世纪真正的实用主义哲学家，除了詹姆士杜威，皮尔斯以外，另外一个是毛泽东。因为毛泽东谈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且详细的论证，他在哲学史上的贡献要远远的超过胡适。 因此，大家就发现非常奇怪的一件事，为什么我们感觉到是学者，其实并没有作出多大学问，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一个时代在变迁的时候，社会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是用一个过去时代的标准来判断的，他们不是在时代的最前沿。如果所有人都在最前沿的话，那就不是前沿了，这是一个边际性的东西。因此绝大多数人都跟最前沿有一个滞差。 8 ? `+ P; ~; P% B对于科学、艺术的欣赏，我们这些人只要不是最前沿的，我们这些人都是保持着社会的稍微落后一点的时代。当然，我们这里说“落后”不是道德意义上的落后，而是说在欣赏的理解习惯或知识习惯上。对知识的了解与最前沿总是有一定的差距，比如大家除了装模作样的话，一般不会欣赏现代派的艺术，用一个毛刷子摔几滴墨汁就是一副很好的画。前沿与主流是有差距的，而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这种滞差的，随大流的。因此评价一个学者学问高不高时，我们往往不可能站在前沿判断，我们只是看他是不是会讲两句英文，会不会引用一些古诗，或者是说文字是否写得漂亮，而我们不大可能理解他对学术在哪些方面作出了贡献。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只能这样。等你真正深入到这个学科以后，你才能知道谁做学问做得好。 而我们又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的时代在迅速的发生变化。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变化多么大！在90年前中国还有皇帝，90年前！到49年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建立新中国时，许多毛家人还认为我们毛家的人当了皇帝了，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时候，许多人会感觉到塌了天了，今后的日子难过了。但今天我们已不是那样思考了。中国社会发生了急遽的变化。我们的知识类型发生了很多变化。现在我们遇到一些学者，我们可能会尊重这些老人，他们会写一些诗，写一些词，但我们不会去看了。现在街上卖一些当代人写的滞销的旧体诗词，他们当中有的写得不错，但我们不会去看他的。我们最多会几句唐诗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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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知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文经学，古文经学，这些东西我们觉得不太重要，甚至包括考古系的，历史系的学生也认为不太重要，开始关心另外一些问题：关于历史的真实性，关于历史的事实，关于历史是否有规律，历史哲学是什么东西他们考虑的已经是另外一些问题了。知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我们往往还容易保留一些过去时代的那些评价一个学者的标准。我们看他是否会写诗，写的文章是否激动人心，文采如何，这是我们的一个时代的评价标准。但是，我希望大家要尽快改变他。 . t W( G! {9 U2 k我们需要更多的社会科学的精神，分析问题清晰不清晰，因果关系讨论的明确不明确，语言自符不自符，语言自符中是否把问题讨论的非常深，我们不再喜欢那种仅仅口感比较好的、容易激动人心的文字。我们希望的是一种比较“酷”的文字。 . |4 |8 _7 x* I: Q$ X. O; G; D; i. Q除了上面的两个原因之外，还有第三个原因，那就是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文化下移和普及的时代。社会当中人们普通的文化水平提高了，高学历的人多了，但高学历的人多了并不意味着我们社会中有学术创造能力的人就增多了，学历不等于创造力。 + b, Y2 l2 _6 ]* t$ _有犀利的眼光，睿智的智慧，这样的人的数量在社会中比例大致是稳定的。并不因为上学的人多了，社会上聪明的人就多了，只不过在以前那种教育不太普照及的情况下，有些聪明人能上学，但有些聪明人由于比较贫穷或家庭比较偏远，他就不可能上学。因此他不可能进行很好的社会选择。所以我在上大学之前，文革刚结束的时候我很钦佩当时一些30、40年代的学者和作家，我感到很困惑，当时那些学者、作者，很多都是中学老师，可当时的大学老师是多么的差，我就感觉到今不如昔，比方说何其芳，一个非常出色的学者、作家，他写的《夜歌》和《白天的歌》写得非常的出色，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读读他的书，我觉得是非常的漂亮。后来我意识到并不是30、40年代中国的人才辈出，而是当时中国的高等学校很少。当时非常出色的人也并不一定能进入高校，很可能只能做一个中学教师。今天博士、教授多了，许多人只要有中等以上甚至就是中等或中等偏下的资质就可能成为教授，甚至在名校当教授。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释，我们的社会在用今天同以往进行比较的时候，往往会用今天最差的去同以往的最好的进行比较。比如讲某某教授抄袭，于是说人心不古，道德败坏，世风日下；但是，每一个时代都有这种现象，提起20、30年代，提起40年代，我们提起当时一大批学者，我们想到西南联大、想到老北大，当时那个群星璀璨。其实，我们的时间是一个过滤器，他会把许多不太好的，不太有名的人和事给过滤掉。就如普希金的一首诗写的：“让过去的一切都会变成亲切的回忆”。因此许多不快的东西都会被时间侵蚀掉。就象一个英国学者、作家，约翰逊曾说的，评价一个生者的时候往往用他最差的作品进行评价，对一个死者来说，往往以他最好的作品进行评价，其实，对时代也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为什么往往会觉得这些社会科学研究看不太好，因为我们往往会找一些最差的进行比较。 我们提起西南联大往往认为一片辉煌。但大家不要忘记《围城》是什么时候写的？他不就是西南联大那时写的吗？所谓“三闾大学”也许指的就是西南联大呢！不要忘记那位美国回来的克莱登大学博士方鸿渐，而且不仅仅是方鸿渐，方鸿渐还是好的。还有高校长呢？还有另外一个克莱登博士呢？更无耻的呢？因此时间往往把这些人过滤掉了，我们以为当时全都是那些杰出的人。 + F# H" l D! b. {0 m0 C我们的时代也是如此，比如说建国初期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那可真是群星灿烂，那些学者那真是有名，大名鼎鼎，写的文章非常好。可大家不要忘记杨绛女士写的《洗澡》，那里面写的也是外国文学研究所，那是一种什么形象？所以，其实不应当用我们的时代最差的同那个时代最好的比，也许我们需要对比，才能知道我们时代的学者是否真的比过去时代的学者要差，这需要时间。 # R; e! D3 C6 i3 Y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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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批评我们的这种情怀，我们现代人都希望中国社会科学有更快的发展，因此我们这种急迫的心情，这种恨铁不成钢，望子成龙的情怀很容易把今天打压而把过去抬高起来。 我们需要一个参照系来对今天进行批判，如果我们不塑造一个参照系，我们没办法对今天进行评价、批判。我们无法用未来作参照，因此塑造一个辉煌的过去，一个黄金时代的过去，但我们在进行这些评价时，一个真正的社会科学家、一个学者，应该对这种东西要有一种警惕，要充份理解这种怀旧的心理学。 . h: P: {0 `& R1 c& d而作为一个社会学者，作为一个法学家，作为一个法官，作为一个律师来说，都要有一种警惕，要非常冷静地去思考问题。当然，这不是剥夺你的幸福。有一个幸福的回忆，这当然是正当的，但分析别人，分析自己的时候一定要恰当。 4 h3 |" W6 h4 m3 M, X7 a因此，虽然实际上我们的前辈非常不错，但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学问那么大，特别是因为他们人文底蕴特别好，文史哲的知识特别好，因此他们对社会科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 I7 q# k' D5 d今天要讲的第二个大问题是就是今天我们缺少人文底蕴，是不是能够通过提倡人文底蕴，提倡那些文史哲的东西来改变这种状况，我觉得不可能。因为我前面已经讲了，人文精神（底蕴）都是流变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就表明一个社会的文化在发生变化。 在农业社会，我们这里所讲的人文情趣对他们可能是重要的，但是千万不要以为那就是永恒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那种文史哲，那种情趣是一个农业社会的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是当时占主流地位的那些人的意识形态。 + i$ P# k, Q" s5 Z& {) N& N6 s随着农业社会的过去，或者正在过去或正在即将完全过去，我们中国已经进入了工商社会、商品经济社会、市场经济社会、现代化社会，必然的，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文化要发生一个激烈的变革。这也就是说为什么人文学科目前在逐步逐步的衰弱，为什么社会科学在发展，为什么大家现在不再愿意去上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可是20年前不是这样。20年前，朱苏力是想考北大中文系没有考上进了北大法律系，当时中国最好的学生会都进了文、史、哲。20年，仅仅20年！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知识形态在发生剧烈的变革。中国的法学为什么现在比较差？就是因为当时（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可以说是最差的学生进了法学院，最好的都进了文、史、哲，或者差点的进了经济。 0 j8 c8 L; t/ r' x8 l$ B社会在发生变化，知识形态在发生变化，因此在现代这个社会当中，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情趣都会发生变化，如果我们过多的强调传统，即使可行也不可能改变这种状况。因此社会不需要了。是我们现代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法学院20年前教的是什么东西？我们那个时候是没有什么法可教的，一部刑法，一部刑诉法，一部婚姻法，连民法都没有，讲民法的老师给讲一些民法的原理。今天，大家学的是什么呢？知识在急遽的变化，因此不要希望在学校里学的很多，其实不需要学很多，最重要的是学会学习的本领，你今天学的法律，50年之后还是那种样子吗？很多都不会是原来的样子的。所以，随着这个社会从一个相对的社会，从一个农业文化社会到一个更为强劲的，更为生动活泼的现代，工商文化社会转变，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知识形态会发生变化，对知识的要求也会发生变化。 随着时代的发生变化，人文精神也会发生变化，如果今天是有人文精神的话，也许就是今天的科学精神，就是要探索的精神，就是怀疑主义的精神，就是勇于创新的精神，就是承认传统又勇于超越传统的精神，也就是如果中国今天还没有这种传统就要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创造这种传统。就是要在学术问题上，不尚空谈，不空谈道德这种传统，要用理性考察信仰的传统，用我们今日一句流行的政治话语来说就是“要与时俱进”。 而且我还想要说的，通过强调提倡人文精神（底蕴），它也不可能促进人文底蕴，比如说假设“法律必须被信仰”这话是对的。但如果我就不信仰的话，你怎么能够让我信仰。“信仰”是能够我叫你信仰你就信仰的东西吗？今天我叫在家去信仰上帝，大家会去信仰吗？ 4 X( Y. U* \4 i5 }4 N Y/ I8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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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可能通过倡导使人信仰什么东西，除非我们搞蒙昧主义。在今天搞蒙昧主义是不可能的。所以有人说我们今天不是要教给同学们信仰上帝，而是教同学们多读一点文史哲，多读一些经典，是，你是可以去教，可是同学们要是不喜欢，你怎么教？如果同学们就是喜欢去上网，就是喜欢去看《我的野蛮女友》，你怎么能让他去看《红楼梦》？如果他就是喜欢看《蓝色生死恋》你怎么能让他去看《奥德赛》？如果他就是认为金庸很好，你就没有办法跟他讲金庸不如曹雪琴。大家都喜欢去看美国大片，你就没办法让他去看《卡拉马佐夫兄弟》！我们最多只能指引他一些东西，现有些东西还是不错的，但大家根本不接受，我们没有办法强迫人家接受。事实上，我们最终也只有接受他们的不接受，我们不可能真正拒绝他们的拒绝。（这里的他们指的是年青的学生一代） 事实上，真正的人文精神从来都是在人类社会的竞争当中被人们所接受的，任何经典文学、人文作品都不是一个时代的秘密，不是谁下命令是经典就可以是经典的。人文底蕴就是人文底蕴，而这个时代的人们的共识最多是许多时代的一种交叉共识，许多风靡一时的作品（无论是什么作品）都可能被时代所遗忘或者淡忘。我们必须承认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的选择，而不是我们替后代做什么，我们只能努力做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 9 W5 \- ], n( L+ P/ j. x还有人认为提倡人文精神就是要提倡学术上要有勇气，要有坚持真理的一种勇气，比方说许多学者都主张要有陈寅恪的精神、顾准的精神。我觉得：我尊重他们，但这并不是学术。我非常尊敬顾准，顾准在一个计划经济的时代，他分析了计划经济为什么会失败，他主张市场经济。为什么计划经济会出问题，会在政治上带来什么样的问题，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他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他的子女和他的妻子都不能接受他。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学者！一个伟大的学者！ 但是，我们今天做社会科学，是不是学他这一点东西就可以把社会科学搞好呢？陈寅恪也是一个很不了起的人，是一个大学者，但许多人认为他的学术高就是因为他在中央请他做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历史研究所所长的时候他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要求不谈论马克思主义。这非常有勇气，但是他们的学术是不是就是如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因为他们的骨气，这是一个很容易出错的地方。 4 K' V3 | A3 N0 p" h我认为：我尊敬这些人，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学术贡献不是因为他们有骨气，有骨气并不一定有学术贡献。谁要是想通过表现自己的骨气来证明自己的学术贡献那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是一个投机取巧的人。 其实，有骨气是最容易做到的。学术上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人，世界上太多了，但你要做一个好学者，那是不容易的。我举一个例子，张春桥有没有骨气？张春桥当初在80年代审判他的时候，一言不发，蔑视整个法庭，当时全中国人都在声讨他，认为他是错的，他就是不理，他有没有骨气？判他无期徒刑，他坚决不投降，有没有骨气？但是，他对学术有贡献吗？江青有没有骨气？江青最后是自杀的。当然，我们不叫他们有“骨气”，我们叫他“顽固不化”。 - @+ g s* o5 ~2 [6 f4 X5 s+ H' {因此，骨气不能代表一个人的学术。所有在座的同学，包括我们这一代人都有可能出现这个错误，我们有许多学者就认为要坚持自己的观点，要同政府唱反调，或者同流行唱反调。这是不正确的。要唱反调，这还不容易吗？街上流行双脚走路，那我两手走路；街上流行红裙子，那我就穿黄裙子；学术上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我就说“市场经济不是法制经济”。这个太容易，走极端都很容易，真正的学术是要有分寸的，要真正是自己思考的结果。 顾准和陈寅恪他们的学术成果不是因为他们有“骨气”才出来，是因为他们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精确的思考，在思考之后得出的事实。实际上，我们对这些人的评价，都不是对他们有无“骨气”的评价，而且对他们“有骨气”所坚持的那个思想的后果的评价。因此，我们说顾准是英雄，张春桥是一个“老左”，是一个罪犯。这样评价，不是在于“骨气”，而在于他们的“骨气”所坚持的东西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好的东西还是坏的东西。困此是对其思想后果的一种评价。 ' O$ z! Q- S- B6 s: C4 v我们今天虽然不会赞美一个顽固坚持极“左”路线的好人，哪怕此人是非常清廉，非常正派，我们也不会赞美他。事实上，顾准、陈寅恪这些人的成就不是来于他们的骨气，而是来自于他们对学术的深入透彻的研究和探讨，使他们才有这种自信坚持自己，哪怕全世界都反对他，他也坚持。这不仅在中国如此，在西方也是如此。 * ~5 u. _( N$ t3 j' x3 N大家知道，伽俐略是没有骨气的，他在宗教法庭面前承认自己错了；但他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的贡献在人类的历史上是不可磨灭的。另外一个人布鲁诺，他比伽俐略是要有骨气的，但我们谁记住他对学术上有什么贡献呢？大家要善于从历史中去总结，因此一个人有没有骨气，并不是他有学术贡献的表现。 其实，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地问：一个人自信，坚持自己的思想是一种人文精神，但一个人怀疑自己、批判自己、谴责自己、超越自己，这是不是一种人文精神？难道西方的传统——怀疑主义的精神（从休谟以来的怀疑主义精神）不是一种人文精神吗？ 我们说一个人坚持自己，坚持对人我们说他是人文精神，坚持错了，我们就说他顽固不化；一个老是修改自己的观点，迎合这个时代，我们说这个人没有骨气，但一个人不断地修改完善自己，我们会说这个人精益求精，与时俱进。如果一个人总是坚持自己的观点，老师跟他讲一百遍也没有用，同学和他谈论也没有用，大家会说这个人怎么样？我们会说这个人没有人文精神；不会承认自己的知识是有限的，许多新的知识是需要由别人提供的。一个人接受他人质疑，挑战昨日自我，同样是一种人文精神。因此，我们会发现，人文精神是没有一个要害怕，没有一个所谓精髓的。自信，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不自信，也可能是可能不是。因此，“人文精神”也许只是一个词，只要你成功了，无论你做什么你都是有人文精神、人文底蕴的；做得不成功，什么都不是。 所谓“人文精神”，我有时就会觉得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空的东西，也许“人文精神”是指一种道德的生活。当然，我说一个社会科学家必需要有一种职业关怀，职业道德，职业伦理，不要去伤害别人；但是不是说，有了这种关怀就能做出学术贡献？我觉得不一定。 " A, w7 J. A9 f5 c6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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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注意，费孝通先生他著名的作品是《江村经济》，他没有关怀中国，他关怀的只是他在他姐姐家养病时的一个村子（他给它取名叫江村），但这个贡献却是一个世界性的贡献。你的关怀很大，也并不一定有很大的学术贡献。 科斯，他所研究的只是一个《企业的性质》，研究为什么企业，这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但他就是靠这篇论文以及他25年之后的另外一篇论文，他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引起了整个经济学的一场巨大的变化，引起了整个法学界的一个巨大的变化。因此研究小问题，并不一定就没有学术贡献。 现在有许多学者说要心胸开阔，如果只有能力去关怀一个小问题，只要研究深了，同样会对学术有所贡献。没有哪个问题是特别高尚的，更能作出学术贡献的。甚至一些不是很好的人，他也能作出很大的学术贡献。哪怕一个被全世界谴责的人，都可能作出学术贡献。我们知道海德格尔，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他是一个纳粹份子，他还迫害他的老师胡塞尔，这在中国人当中是无法容忍的一个道德上的缺陷，他50年代之后还不断地为自己辩解，但这些都不能掩盖他在学术上的重大贡献：哲学界、审美学界、生活哲学，他都有重大的贡献。 & _ n8 W. x3 t, i: h( X我们都知道培根，提到他，大家都会想起他的贪污，但我们还会想起你为一个法官司的他所说的“如果一个法官贪污了，就会污染了司法的源泉”，我们还怎样引用他这句话。我们不会因此就说培根不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一个伟大的哲学家。 - T7 p, |# O5 e我们知道马基雅维利，他对整个社会科学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代表着一个现代社会科学的兴起的标志。但我们知道，他写了《君主论》，是为了献给君主的，他自己则是个小人，无论是谁，只要谁资助他一些，他就献给谁，不断地进行投机；这种人在历史上是太多了，但这并不掩盖他们在学术上的贡献。 我在这里不是说大家要做一个坏人，不是那么回事。也不是说朱苏力准备做一个坏人来获得学术贡献。如果大家这么想，也是做不出学术贡献的。按照你自己去生活，按照你自己的标准去生活，按照你的社会对你的要求去生活，按照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当你回忆往事的时候，能够不为自己的碌碌无为而后悔”方式来生活。我这里要讲的是，一个人的品德甚至都不能决定他的学术。 从我们今天来看，我觉得中国的社会科学的最大问题并不在于缺少人文底蕴，之所以我们社会科学发展不快，是所以我们社会科学还欠缺，不是我们缺乏文史哲的知识，缺乏人文底蕴，而恰恰可能是我们有太多的人文底蕴。在社会科学的专业领域当中，我们有多少非常只有科学精神的研究多少实证的研究？我们获得资助的项目都是些什么？我们今天会资肋象《江村经济》这样的“小题目”吗？我们资助的都是些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宏观调控”这样的不用研究都会得奖的题目。 5 z' |9 l, i* v# Y- e6 C6 {7 `我们中国不是人文底蕴太少，而是人文底蕴太多，太多的一种道德判断，看研究题目取得大，而真正的实证的研究，具体的研究关注太不够多。我们许多“人文底蕴”阻碍了学术和知识的创新；我们的“人文传统”阻碍了我们对许多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解，包括在法学界同样如此。 当然，大家不要以为我在这里谴责人文学科，其实我骨子里是喜欢人文学科的，我这里想讲的，我们不可能把社会科学的发展建立在所谓的增加更多的人文知识基本上，我想讲的只是这一点。我并不反对人文！其实我这篇讲稿本质上（如果有本质的话）来讲是人文的而不是社科的。 & M1 h; |) h. c3 X我仍然赞同和支持人文学科的研究，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如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的发展不可能也不应当建立在所谓的人文的传统上，所谓“天人合一”，所谓的“求而不作”，这些东西都是要改革的。 , w0 g7 Y2 P" S( b5 M社会科学可以借鉴甚至利用人文学科的一些材料一些研究成果，但社会科学毕竟是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和要求，因为他是社会的产物，正如人文学科有他内在的规律一样。就如同我不相信有人可以用社会科学的办法或者统计学的方法，绝对性地研究出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要比柳咏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在美感上高出三度。没有办法，不可能的。即使我们获得这样的结论，也不可能得到人们的普遍赞同，不可能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同。 但是，我想说得更少，我只是想给大家一个提醒，通过对这种流行观点提出一种反思，一种思考，不要简单地接受了流行的如何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发燕尾服的药方，接受了以为真的就可以，治疗中国的弊病，以为自己学术上不好，就是因为读古诗文少了一点。那不行，我们必需要用自己的经验来验证一下，（也许这本身反映了一种社会科学帝国主义的顽疾），但是从骨子里如果有这种怀疑精神，我认为，实际上我今天这个讲话其实从怀疑主义的角度来说，用不断追求创新的精神来说这就是一种人文底蕴。 我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 1 {' T" m: s5 Y + a1 P+ N0 c+ |8 r6 k5 E- l

lufangyuan

精彩，值得阅读。

熙佑

好 ~

追求那永远的梦

中国有相关基金支持吗

rzy1027

不愧是大师，有见地